重读《采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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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采薇》是1935年12月鲁迅以伯夷、叔齐义不食周粟而饿死首阳山的传说为素材创作的一篇历史题材的小说。伯夷、叔齐是商纣王时期东北部诸侯国孤竹国君的长子和三子，他们虔诚地遵循忠君孝悌的信条。父王生前决定把王位传给叔齐，父亲死后叔齐认为自己以幼代长继承王位是不悌，坚持让位于长兄伯夷，而伯夷认为自己继承王位有违父命是不孝。兄弟二人为免于不悌不孝而均去国出走。他们听说西部诸侯国的姬昌善施仁德而尤敬重老人，所以都投奔那儿去养老。可是他们到了西周的养老堂时，姬昌已去世，继位者姬发正紧锣密鼓地准备伐纣，这使兄弟两人在养老堂的生活也变得不安宁起来。带着乐器来投奔周的商纣的乐官太师疵和少师强证实了商纣王变乱旧章，残暴害民。这一切都使兄弟二人预感到这边就要动兵了。他们认为商王变乱旧章原是应该征伐的，不过“以下犯上，究竟也不合先王之道”。不出所料，周武王抬着周文王的灵位开始出兵伐纣了。兄弟二人分开看热闹的民众，恰看到文武官员和众多甲士簇拥下骑着高头大马，威风凛凛走来的周王，于是叔齊拖着伯夷直扑上去拉住了周王的马嚼子喊道：“老子死了不葬，倒来动兵，说得上‘孝’吗？臣子想要杀主子，说得上‘仁’吗？”众人一时都惊呆了，连周王手里的白牛尾巴也歪了过去。随之甲士们的大刀就砍下来，幸亏被姜太公拦住，称他们为“义士”让放了他们。他们回到养老堂，后传来牧野之战的消息，说杀得商纣的军队尸横遍野，血流成河，连木棍也浮起来了。又听说运来了鹿台的宝贝、巨桥的白米。此后又听伤兵述说纣王和他的小老婆自杀后，武王还向其射了三箭，又拔出剑来砍，并用黄斧头砍下纣王的脑袋挂在大白旗上，用黑斧头砍下他的两个小老婆的脑袋挂在小白旗上。由是，兄弟二人认为这是“全改了文王的规矩”“不但不孝，也不仁”。于是他们决定离开养老堂，不再吃周家的大饼，到华山去吃些野果和树叶。后遇上华山大王小穷奇带着一伙绿林“好汉”拦着他们索要买路钱，对他们实行了“恭行天搜”，他们只好转头向北到了首阳山，终于找到可以吃的薇菜。当人们知道他们是为抗议周王“以臣弑君”而“不食周粟”的伯夷、叔齐后，就常有人到山上来看他们。“有的当他们名人，有的当他们怪物，有的当他们古董。”还惊动了首阳村的第一等高人小丙君。他原是妲己的舅公的干女婿，在商朝做着祭酒，现投奔了周武王在村里研究八卦学。他知道伯夷、叔齐的事后，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难道他们在吃的薇，不是我们圣上的吗！”这话被家里的丫头阿金姐学去，到山上大义凛然奚落伯夷和叔齐，使他们连薇菜也不能吃了，终于饿死在首阳山上。

武王伐纣的事件与伯夷、叔齐不食周粟的传说在古代典籍中有诸多记载。如《尚书》中的《泰誓》《牧誓》《武成》，《论语·述而》《孟子·离娄上》《史记·伯夷列传》，刘向的《列士传》、蜀汉谯周的《古史考》等等。大致说来《采薇》中的人物与故事情节基本上都可以在典籍文献中找到记载或出处，真可谓“博考文献，言必有据”。然而，作者决不是把这些典籍材料简单地组合与再现，而是有所改造和补充。首先，鲁迅把历史的“记事”转化为小说的“写人”。《采薇》摒弃了典籍记载中武王伐纣的许多情节和战争场面以及儒家的道德说教，而虚构并重点描写了伯夷、叔齐在养老堂和首阳山的生活情境、心理活动及年轻太太执意要伯夷喝姜汤、路遇小穷奇“恭行天搜”等等情节；把典籍中奚落伯夷、叔齐的王糜子和“野妇”改为小丙君及丫头阿金姐，且用了较多的笔墨塑造小丙君这个既卖身投靠、毫无节操，又假装清高风雅的无耻文化奴才形象；虚构出他站在新主子的立场上指斥伯夷、叔齐是“通体矛盾”的“混蛋”，诱导阿金姐到首阳山宣布山上长得薇菜也是属于周王，从而把伯夷、叔齐置于死地的生活细节等。此外，就思想内容方面看，儒家典籍把武王伐纣标榜为推翻暴力政治而维护和推行王道政治的正义之举，把伯夷、叔齐看为“昭乎日月不足为明，崒乎泰山不足为高，巍乎天地不足为容”（韩愈《伯夷颂》）的忠君孝悌的样板。而鲁迅却意在揭破儒家所谓王道政治的虚伪与伯夷、叔齐为忠君孝悌而献身的毫无价值的蒙昧。可以说，鲁迅是把典籍记载的事件和人物揉碎、过滤并灌注上新的精神血液，把“死”的历史人物与历史事件按照现代的意识和生活的逻辑点染铺排为有血有肉的“活”的人物与情节，从而构成了一篇现代意义上的历史小说。

二

以往研究者们在解读《采薇》时，大体都是从小说中的伯夷与叔齐、小丙君与阿金姐、周武王与小穷奇这三组不同类型的人物形象来分析小说的主题意旨或现实意义的。就伯夷、叔齐的形象，研究者们有着不同的认识，并由此产生了对小说主旨的不同理解与认识，梳理起来，大致有以下几种主要的观点或看法。

一是把伯夷、叔齐看为以逃避现实的消极反抗来自我欺骗和安慰的充满矛盾的知识分子形象。多数研究者认为《采薇》就是表现伯夷、叔齐逃避现实而不得的可惨与可笑的矛盾性格来批判1930年代那些对现实不满而又采取逃避态度的知识分子的，甚至一些研究者把批判的对象坐实为当时的“自由人”“第三种人”等。如王瑶认为“鲁迅写《采薇》，就当时的现实意义说来，显然也有针对某些知识分子对黑暗现实有所不满而又采取消极逃避态度的批判性质；而要使这种批判具有艺术效果，就必须写出夷齐思想性格的复杂性。”伯夷叔齐不知道所谓“先王之道”只是统治者用来欺骗民众获取美名的手段，而要身体力行地维护，于是就陷入了小丙君所说的“通体矛盾”之中。他们为孝悌而推让王位，但撇下祖业、逃避责任，却不能算孝；他们清高避世、独善其身，却又不肯超然，而去讥讽朝政，而且其内心也时常闪现与他们的信仰相矛盾的念头。如隐居首阳山时叔齐知道伯夷把他们的身世炫耀给人惹来麻烦后，心想父亲要把王位传给自己而不选伯夷还是很有眼力的，这种想法和他所信奉的友悌是矛盾的。当他喝着鹿奶时却想吃鹿肉，这种以怨报德的想法也与他们信奉的仁德相矛盾，所以他们的信奉先王之道是一种矫情。陈呜树认为“伯夷，叔齐终于做不成超然的隐士，饿死了。……这对当时鼓吹要做‘超然’的‘逸士’的知识分子是一服清凉剂”。何家槐认为：“在《采薇》中，鲁迅先生通过伯夷和叔齐这两个人物，首先深刻地批判了耽于幻想和逃避现实的知识分子，指出‘生在战斗的时代而要离开战斗而独立，……这样的人，实在也是一个心造的幻影，在现实世界上是没有的’。”

二是把伯夷、叔齐看为是逃避责任而又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假隐士。有研究者认为在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异常尖锐的1930年代，“文化战线也是不平静的，一小撮资产阶级文人假装不问政治，貌似超然，幻想‘有国时是高人，没国时还不失为逸士’（《且介亭杂文二集·杂谈小品文》）。所谓‘第三种人’、‘自由人’，所谓‘论语派’就是这样一些披着伪装的假高人、假逸士。……‘登仕’和‘归隐’表面上是两块招牌，实际上却是为着一个目的，这就揭穿了‘归隐’的骗局。《采薇》就是撕下商末周初伯夷、叔齐身上的伪装，对这两个古代隐士的狼狈相予以辛辣嘲讽的历史小说。”

三是认为伯夷、叔齐虽然迂腐可笑，但也表现出了某些可爱的性格和优良的品质。尤其是叔齐为了兄长主动把一切困难都揽在自己身上，敢于拖着兄长冒死“叩马而谏”，这种诚挚的爱悌与勇于承担的精神是值得尊崇的。称赞“他们骨头都很硬，不肯随便向人低头，他们有所不满，有所不为，甚至敢作诗发议论，发感慨，讥讪朝政，攻击时弊”，认为伯夷、叔齐真心推让王位“这种视富贵如敝履的精神，是难能可贵的。……因反对武王伐纣而离开养老堂，同去首阳山，在旅途中以及在首阳山定居后，兄弟之间始终和睦相处，在生活上体贴照顾，充满了友爱之情。他们‘义不食周粟’，就采薇為生，连这样做也受到毁谤时就薇也不食了，宁可饿死，也不向周王朝屈服。死前还作了一首歌，指出周王朝是‘以暴易暴’还‘不知其非’，这又表现了他们的正直。作者以生动的笔触，描绘了这些情景，字里行间流露了对他们的同情，具有感人的力量”。

四是把伯夷、叔齐看作吃人的正统道德观念的牺牲品。认为夷齐自身言行中显露的矛盾不是他们自身性格问题，而是当时正统道德观念本身的矛盾使真正想身体力行的人们无所适从，所以他们维护“先王之道”不是矫情而是出于真情。认为“他们身体力行，真心实意地按照正统的道德观念去做，简直是诚实得近乎傻子了。……如果说鲁迅的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是提出了正统道德观念吃人的问题，那么《采薇》也依旧延续了这样的主旨，伯夷和叔齐就是被‘先王之道’ 愚弄和吞噬的，控诉和揭露正统道德观念吃人的本质，正是《采薇》的一个重要主旨”。认为伯夷、叔齐“并不理解先王之道的精髓，却诚心诚意地履行先王之道，自然到处碰壁，最后落得一个悲剧性的结局。作者用诙谐的笔调，给了他们以嘲讽。但是作者的主要意图，不是批判伯夷、叔齐，而是透过伯夷、叔齐的坷坎遭遇，来揭露批判王道的虚伪性”。

五是认为在伯夷、叔齐形象中有作者自况的成分，在他们身上表现了鲁迅自己的人生体验与对知识分子生存困境的思考。如有研究者指出：“鲁迅通过伯夷、叔齐的故事首要的是要表达这样的人生感悟：在污浊的世界中执着地遵循自己的内心真性，为践行一种人生理想顽强地活下去是多么地不容易。……作品还借伯夷、叔齐的独特人生际遇含蓄地表达了执着于理想追求的人对所追寻的理想的怀疑。这在另一个层面上强化了理想主义者的悲剧性。”认为鲁迅“塑造了这样一种知识阶级的形象：虽然迂腐的有点可笑，却也坚持的有点可敬，然而最终还是逃不脱物质的压迫。在他们身上，鲁迅投注了复杂的情感，既有批判，更多的却是同情和感叹。……他笔下的知识阶级，既有都市知识阶级群像的一点影子，又有他独有的个性与感受。通过古今的重叠与交错，他还原了现代商业城市中人的生存处境，写出了由此急剧产生的价值观念的变迁，从眼花缭乱中剥离出真的人，思考着知识阶级从古至今的生存困境”。

再看小丙君与阿金姐的形象。研究者们大都把小丙君与阿金姐看为否定性的人物形象。把小丙君看为统治阶级的御用文人，甘愿做统治者的奴才，并把其与当时“左翼”文化阵营之外的各类文化派别挂钩。而阿金姐则是奴才的奴才，她是直接杀死伯夷、叔齐的凶手。认为“大概有金钱有地位像小丙君其人，自然要骂为人生的文学家伯夷叔齐了。由他们推论起来，穷，做不出诗来；有所为，有议论，就失了诗的敦厚和温柔，尤其有矛盾，做不成诗人。总之，穷人和文学不相干，为艺术而艺术，才是文学的正宗”。认为《采薇》里小丙君的状貌“采自当时（一九三四，三五），国民党统治下的文坛现象，综合着某些为国民党御用的反动知识分子们的嘴脸，梁实秋，朱光潜，以至林语堂、邵洵美等均在内”。有人从小丙君指斥伯夷、叔齐因“穷”、“有所为”和“有议论”而作的诗不但“怨”，简直“骂”了的描写，认为《采薇》中“对虚构人物小丙君的塑造，也隐括着现实生活中那些帮闲文人的无耻面目。……通过这样一个卖身投靠的无耻人物，无情地嘲弄了三十年代文坛上的反动文艺观，并以幽默的笔调热情地赞扬了‘讥讪朝政’的‘刺’和‘骂’，反击了那种标榜超然，‘将屠户的凶残化为一笑’的反动谬论。”认为《采薇》通过小丙君的形象“无情地揭露了‘为艺术而艺术’的论客们的丑恶嘴脸。……古往今来的御用文人和统治阶级的论客，特别是五四以后那些属于‘现代评论派’、‘新月派’、‘象征派’、‘现代派’、‘论语派’等等没落资产阶级文学流派的文人们和论客们，难道不正是小丙君的同党吗？”认为小丙君骂伯夷叔齐，并宣布薇菜也是武王的私有财产，伯夷叔齐也不应该吃。他做这一切的目的无非在于为主人效忠。他本身就是奴才，而他府上的丫头阿金姐则是执行他意旨的“奴才的奴才”。阿金姐宣布薇菜也是“圣上”的东西，从而直接导致了伯夷叔齐的死亡，而她还造谣说他们的死是因贪吃鹿肉而受到老天的惩罚。“阿金姐这样杀了人，而又把血污涂在死者身上的手段，正是所有‘用软刀的’屠伯们所惯用的卑劣伎俩。”“《采薇》里的阿金姐可以说是帮凶的帮凶，她学到了主人小丙君‘大义凛然的斩钉截铁’的模样，充当他用流言致人以死命的传声筒之后，还说这两个‘傻瓜总是脾气大’，‘绝了食撒赖’，‘只落得一个自己死’，实在也有点儿小丙君那种开脱自己责任的本领。……隐隐约约地从自己身上冒出了‘血迹’和‘血腥气’。”

对于小说中周武王与小穷奇的形象，多数研究者把周武王看为是虚伪的“王道”的代表者，而小穷奇则是周武王形象的补充。他们打着顺天应民实行仁治的“王道”的幌子，而实际上却是霸道和强盗。认为小说借周武王与小穷奇的形象，来鞭挞和揭露打着“王道”的旗帜发动战争的日本侵略者和蒋介石鼓吹的建立“王道”式统治的“新生活运动”。认为“揭露‘王道的祖师而且专家的周朝’伐纣的种种暴行，既反击了日本帝国主义鼓吹‘王道’的反动宣传，也鞭挞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法西斯统治，戳穿了所谓‘新生活运动’的凶残本质，启示广大人民不要受反动派的宣传的骗，而伯夷、叔齐笃信‘王道’的悲剧性结局，对那些认识糊涂，至今还寄希望于所谓‘王道’政治的知识分子，也敲起了警钟”。认为“《采薇》揭示了孔孟以及儒家后学所赞颂的周朝的‘王道’，是一种并不符合实际情况的吹嘘，它跟伯夷叔齐所崇奉的‘先王之道’一样，也都是将残暴的本质隐藏在美丽的辞藻背后。……蒋介石在1934年发起的‘新生活运动’标榜恢复中国封建社会的固有道德……这种所谓‘以道德的复活’来求民族复兴的运动’，实质上也就是鼓吹‘王道’式的统治，因此《采薇》所揭示的周武王的形象，除了是鞭挞鼓吹‘王道’的日本侵略者之外，也是对国民党反动派的一种辛辣的针砭”。此外，也有研究者认为周武王不是反面人物形象，并根据毛泽东在《别了，司徒雷登》中说的伯夷“反对武王领导的当时的人民解放战争”这句话，判定“既然武王伐纣是进步的正义的事业，是顺应历史潮流发展的，那么，伯夷和叔齐否定武王伐纣、阻拦武王伐纣就只能受到批判，而不能予以肯定，这是自然的结论”。

三

虽然《采薇》只是一篇不足万字的短篇，但由于作者采用了情感与理智对立的“暧昧”叙事并杂糅了以古喻今的杂文式笔调，使小说的人物形象立体丰满，其蕴含的思想情感丰富而复杂，由此，研究者们从不同的视角解读出了各自不同甚至相互对立的思想意旨。具体说来，《采薇》在叙事策略上采用了虚实交织的手法，设置了一明一暗两条线索，暗线虚写作为背景的武王伐纣的历史事件，明线则实写伯夷、叔齐的具体的思想、心理与言行。在塑造这两个人物形象时，作者既解构了他们传统的千古贤者的形象，又没有把他们写成令人生厌的虚伪的道德说教者。既以同情的笔调写他们不贪图荣华富贵而只求独善其身而不得的遭际与无奈，又以嘲讽的笔调写他们可笑的迂腐与不切实际的幻想；既不无赞许地写他们因对信念的坚守与执着而大义凛然地冒死“叩马而谏”并最终“不食周粟”而以身殉道，又以嘲讽和批判的笔调写他们遇到华山大王小穷奇时吓得浑身发抖，在首阳山向人们标榜他们的身份与气节，揭示他们的殉道其实毫无价值，他们只不过是蒙昧的被虚伪的所谓先王之道残害致死的牺牲品。这种情感上的同情甚至赞许与理性上的嘲讽与批判的“暧昧”叙事，是依据现实生活的逻辑来塑造人物，在写出人物性格的多面性与复杂性的同时，也模糊了对所写人物的褒贬意向的界限。此外，小说在叙事中又杂糅了一些以古喻今的讽喻性话语，如写绿林强盗小穷奇把抢劫说成是“恭行天搜”，并自称“海派会‘剥猪猡’，我们是文明人，不干这玩意儿的”；写伯夷、叔齐在首阳山以采薇为生，许多人把他们作为“名人”来围观，他们对此还要尽心费力地来应付，因为“倘使略不小心，皱一皱眉，就难免有人说是‘发脾气’”；写小丙君因为首阳村的村民不懂得“文学概论”而气闷，指责伯夷、叔齐作诗不能“为艺术而艺术”等等。正是由于作者叙事上的这种“暧昧”态度并杂糅了一些讽喻现实的谐戏之笔，使得小说无论在主题意旨还是在人物形象上，都不是单一透明的，而是把所要表达的主要思想情感，隐藏于叙事时随时生发的发散式的思想情感之中，给读者提供多向度的认识和思考的空间。这使得研究者们在解读这篇小说时，对小说的主人公伯夷、叔齐产生了不同的认识与判断。

偏向情感道德视角的研究者认为夷齐是作者塑造的感人的正面形象，虽然作者对他们的迂腐固执给予了温情的嘲讽，但字里行间对他们之间真诚的友爱，他们为践行理想而视富贵如敝履，勇于冒死“叩马而谏”，敢于“讥讽朝政”并最终宁愿饿死而“义不食周粟”的精神品质是推崇和赞赏的；甚至认为在他们身上有作者自况的影子。而偏于理性批判的研究者则把夷齐看作是否定性的负面人物形象，认为他们是逃避现实和责任而又自我欺骗的假隐士，甚至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反动的顽固派。并依据小说中的丑角小丙君和阿金姐对他们的指责和造谣来判定他们“通体矛盾”。就伯夷、叔齐形象的分析，笔者认同林非和刘铭璋的观点，即把夷齐看为吃人的正统道德观念的牺牲品。

而就小说的主题意旨，多数研究者则从政治视角出发，由小说中的小丙君标榜超然的“为艺术而艺术”，于是就认定作品是借表现伯夷与叔齐的形象来批判当时不满现实而又采取逃避态度的知识分子的，甚至把批判对象坐实为当时的“自由人”“第三种人”等等。小说中描绘周武王打着仁德王道的旗帜而实行残酷的杀戮，有研究者就由此断定作品的主题是借此揭露打着“王道”的旗帜发动侵略战争的日本帝国主义，批判蒋介石鼓吹的建立“王道”式统治的“新生活运动”的。我们说，小说中小丙君标榜超然与“为艺术而艺术”，伯夷、叔齐作为“名人”，一不小心就被人认为是“发脾气”等等描写，确实能够让人联想到当时社会上一些回避政治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和作为名人的鲁迅自己的尴尬处境，但是，这些描写，只是由作者发散型叙事中衍生出来的，其作用是增加作品的趣味，引发读者的联想，不能把其当成作者的创作意图或作品的主题。而周武王在小说中只不过是陪衬主要人物伯夷、叔齐的一个配角，如认为作品的主题就是批判日本侵略者、蒋介石和胡适的，则难免有过度解读之嫌。就像不能依据《理水》中写了鸟头先生考证大禹是一条虫的情节就撇开大禹形象的意义不论而认为小说的主题是讽刺顾颉刚，不能依据《出关》中有“优待老作家”与“提拔新作家”的游戏之笔就推断作品的主旨是嘲讽傅东华，不能依据《奔月》中后羿教训用暗箭伤害他的徒弟逢蒙说“你真是白来了一百多回”就认为作者的意图是批判高长虹一样，而是要通过分析小说主人公的言行与与追求、遭际与命运来把握作品的主调或作家主体的情感和思想脉络。

1930年代，鲁迅作为“左联”的精神领袖，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阶级论思想，在现实社会斗争中写了大量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论争和批判揭露国民党政府黑暗统治的杂文，但在小说创作上，却又忠实于自己的生活经验与内心感受，坚持“能写什么，就写什么”，不肯趋时地硬造“突变式的革命英雄，自称‘革命文学’”。即延续了他的启蒙文化批判的一贯的姿态与立场。在致萧军、萧红的信中说：“近几时我想看看古书，再来做点什么书，把那些坏种的祖坟刨一下。”《采薇》就是以小说的形式意在“刨那些坏种的祖坟”。小说通过一心笃信并维护儒家忠君孝悌“先王之道”的伯夷、叔齐最后被这种道德文化残害致死的事实，来揭露和批判这种“忠”“孝”文化的虚伪和“吃人”的残暴。读《采薇》时不由会使人联想到《祝福》，虽然前者是历史小说，主人公伯夷、叔齐是所谓古之贤人的标杆，而后者是现实题材的小说，主人公祥林嫂只是一个卑弱的农村妇女，但在刻画人物与表现主题上，二者却有异曲同工之妙。伯夷、叔齐遵“孝悌”而离家出走到了西周的养老堂，祥林嫂为了“守节”而离家出走到鲁四老爷家当女佣；伯夷、叔齐为维护“忠孝”而冒死“叩马而谏”，祥林嫂为维护“节操”而一头撞在香案上想以身殉节；伯夷、叔齐为表明自身对仁德忠孝虔信的心志而“义不食周粟”，可阿金姐还要奚落他们吃的薇菜也是属于周王的，于是活活饿死在首阳山上，祥林嫂为赎救自己的被迫“失节”而倾尽所能“捐门槛”，可是捐完门槛仍然受到人们的奚落与白眼，最终精神崩溃而惨死街头。无论是正直仁德的夷齐兄弟还是善良淳朴的祥林嫂，都是虔诚信从并执着维护儒家忠孝节义礼教道德文化而又被这种“吃人”的文化吞吃掉的悲剧性人物。就祥林嫂来说，正是她“守节”所维护的“夫权”与她婆婆把她卖掉所行使的“父权”的冲突与矛盾，把她逼上了“想做奴隶而不得”的绝境，而就夷齐兄弟来说，正是他们笃信并维护所谓忠孝仁德的“先王之道”而触犯了标榜却并不践行这种道德文化、不顾忠孝“以暴易暴”的统治者周武王的尊严与权威，所以御用文人小丙君站在主子的立场骂他们“讥讽朝政”，不是“良民”而是“昏蛋”，并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你们在吃的薇，难道不是我们圣上的吗”这种“霸道”逻辑，宣判了他们的死刑。鲁迅对伯夷、叔齐的态度，其实和对祥林嫂的态度是一样的，是以“哀其不幸”的同情笔调写他们的友爱、善良、笃诚、正直与单纯，而以“怒其不争”的嘲讽笔调来刻画他们至死不悟的蒙昧与顽冥。

早在1925年，鲁迅在批评章士钊主张读经时就揭露了统治者提倡尊孔、崇儒、专经、复古的把戏，他们“或者‘以孝治天下’，或者‘以忠诏天下’，而且又‘以贞节励天下’”，指出“只有几个胡涂透顶的笨牛，真会诚心诚意地来主张读经”。伯夷、叔齐就是“胡涂透顶的笨牛”式的人物，鲁迅就是要借他们蒙昧的诚意信奉和践行忠君孝悌的道德文化反被其吞吃掉的闹剧、悲剧，将他们“殉道”的无价值的内幕撕破给人看，從而揭露和批判旧的传统道德的虚伪和“吃人”的残酷。

注释：

王瑶：《鲁迅作品论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25页。

陈鸣树：《论故事新编的独创性》，孟广来、韩日新编：《故事新编研究资料》，山东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第309页。

何家槐：《对于采薇的一些理解》，《故事新编研究资料》，第521页、第523页、第526页、第527页。

韩日新：《采薇初探》，《故事新编研究资料》，第534页、第537页。

刘铭璋：《论采薇——故事新编探索之二》，《衡阳师专学报》1984年1期。

林非：《论采薇》，《人文杂志》1983年5期。

叶之文：《鲁迅小说采薇的深层意蕴》，《温州师院学报》1991年4期。

黄晗艳：《缠斗的困窘：鲁迅笔下的新都市知识阶级探索——以采薇、出关为例》，《文教资料》2015年第36期。

何干之：《历史小说》，《故事新编研究资料》，第142页。

雪苇：《关于故事新编——纪念鲁迅先生诞生七十一周年》，《故事新编研究资料》，第181页。

李希凡：《熔古铸今的“故”事“新”编——释故事新编》，《故事新编研究资料》，第342页。